党课讲稿：严守纪律规矩 筑牢底线意识 永葆廉洁本色

党课讲稿：严守纪律规矩 筑牢底线意识 永葆廉洁本色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下面，我以《严守纪律规矩 筑牢底线意识 永葆廉洁本色》为主题，与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心得体会。

一、强化历史思维，精准把握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规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立之初起，党的纪律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纪律建设日益发展并不断深入，成为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大概可以分为四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应对严酷革命战争环境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纪律建设管党治党强党，初创了大量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要基础。党的一大到七大通过的党章，对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规范党员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另外，为适应严酷革命斗争环境下党组织和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需要，党中央除在党章中对党的纪律进行宏观规定之外，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巡视条例》《保守党内秘密条例》等基础性党内法规，构成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制度框架。同时，面对革命战争的形势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为能有针对性地及时解决一些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纪律建设领域出台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贪污浪费的指示》等一系列决议案、决定、指示等具体的纪律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为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在挫折中继续发展。为适应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顺利推进，有效解决“不少党员和领导干部所出现的思想上的松懈和各种官僚主义思潮的蔓延”，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律制度建设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党全面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首先，在党章中明确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全面执政后修改完善的第一部党章，“确立了延续至今的纪律处分体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并对党的执纪机构做出新规定，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得到确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依据。其次，初创了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的系列法规制度。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等方面制定了系列法规制度，如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认真遵守财经纪律规定。其三，创建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陆续制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党委关系的指示》《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业务范围的规定》等配套制度规定，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改革开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初步体系化，特别是党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功经验和汲取“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基础上，日益强调发挥制度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管长远、管根本的作用，制度化逐渐成为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导向，构建制度体系逐渐成为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要方向。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运行的相关法规制度逐渐恢复。1979年至1990年10余年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等重要制度，有效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的发展。但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法规制度建设总体上处于自发状态，仍具有较强的应急性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纪律建设法规制度在“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目标导向下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1990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党的十四大指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开始朝着构建“体系化”的目标不断迈进。首先，党章对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规定基本稳定。其次，党的纪律建设的主干法规制度日益完善。以被称为党内“刑法”的纪律处分条例为例，1997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2003年底，对97年版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印发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完成了纪律处分条例的“升级换代”。党中央、中央纪委还先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重要法规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逐渐形成涵盖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不同效力位阶的制度体系。

随着党对制度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制度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党更加注重对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顶层设计。2005年，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制定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总体规划和中长期计划”，并对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和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制度提出具体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再次指明了党的纪律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形成制度体系。2008年，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五年规划的形式从加强教育、严肃惩处、强化监督等方面，统筹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建设。2012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为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基础性制度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定型，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总体要求下，其相关法规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定型。首先，顶层设计在制度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多次要求做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法规制度短板，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中央先后制定《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建立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强有力地引领下持续发展完善。第二，与时俱进持续完善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基础性、主干性、标志性党内法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相关法规制度建设高度重视促进制度的与时俱进。首先，及时将党的纪律建设实践最新成果固化到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其次，根据制度执行的实践效果，动态优化完善制度。如，党中央于2015年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年和2018年先后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9年修订了2016年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效推动了相关纪律的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第三，更加注重配套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搞好配套衔接”“增强整体功能”。党在纪律建设制度化方面，按照系统、协调、管用的理念，制定实施了大量配套性制度，有效促进了制度的集成和协调，使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功能更加协调。如，为规范党员干部权力，加大监督力度，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等多个制度规定，推动干部日常管理和监督制度更加集成配套。第四，制度的科学性不断提升。提升制度的科学性，既需要在确保制度形式规范科学的基础上，协同推进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建设，还需要设计制度执行的受控机制，以避免制度执行的非理性行为，从而既保障制度目标的达成，又保障制度客体的正当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更加重视制度的程序建设，以确保制度执行的受控性以及制度执行主体受到严格规范和制约，保障制度客体的正当权益。如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的重要目标在于强化对执纪者的从严规范和约束，防止监督执纪权力的滥用，从而为已颁布的相关制度加装了受控机制的补丁，提升了整个制度体系的科学性。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既在量上保持高位增长，又在质上稳步提升，体系完备、程序科学、功能协调的纪律建设制度体系总体形成，并臻于成熟和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