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教育——百年奋进，信念如磐

党课教育——百年奋进，信念如磐

坚持党的领导，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充分表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命脉所系。

一、回望历史，须臾不离，“党领导一切”深刻演变、实践发展

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战争年代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建设时期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到改革开发后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到新时代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党的领导始终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定海神针”。

（一）“不畏浮云遮望眼”——革命战争的“致胜法宝”。革命战争时期，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由弱到强、发展壮大，就是靠着“党领导一切”这个“致胜法宝”：①探索形成：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批评，强调“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②挫折发展：党指挥枪、为党争权。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自恃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企图以枪来指挥党、公然向党伸手要官要权。针对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的恶劣行为，在1938年11月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在这里，毛泽东以十分简短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党和军队的关系。毫无疑问，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是党的中心工作，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实现对一切工作领导的根本与保障。③成熟完善：协调统一、领导一切。全民族抗战时期，针对根据地党政军民系统“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确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二）“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平建设时期，刚刚从旧社会中诞生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却有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强大气魄，就是靠着“党领导一切”作为“根本保证”：①纠正分散倾向。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部门和地区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一再重申“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不能动摇。②整治放权现象。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由于过于强调“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导致工业和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加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③强化集中统一。为了解决“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分散主义问题，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特地召开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一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原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乱云飞渡仍从容”——改革开放的“关键要害”。改革开放后，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够“乱云飞渡仍从容”，就是抓住了“党领导一切”这个“关键要害”，不断完善领导体制、提高领导水平：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带来的权利过于集中、政党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集中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同时，纠正政治体制改革中忽略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错误倾向，坚持把加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统一领导起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世纪之交的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