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新时代弘扬延安精神三题：内在本质、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4。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为典型、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实践之中，又以其丰富、全面、系统的内容渗透在延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鼓舞和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战胜困难、不屈不挠地前进，为革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延安精神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如何体现？新时代如何弘扬延安精神？回答这些根本性问题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延安精神转化成行动力量，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种特定的精神现象是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而凝结形成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价值观念。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在形成过程中离不开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透视其主要内容背后的内在本质，需要坚持大历史观的视野，将其放在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其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指导、实践基础和文化渊源三个层面展开。

延安精神的理论本质主要体现在延安精神是以延安为地标，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形态。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涵盖和体现在延安时期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唯物史观的代表性论述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延安时期，马列学院编译部和军委编译处等文化机构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等马恩列斯著作约有100余种。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发展成熟。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党必须正确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深刻地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实践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敌”“我”双方特点，提出了持久战思想，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成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经验。1945 年4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文化上的成熟与自信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并及时地将延安县同志们在实际工作表现出来的作风和精神予以理论概括，提升为“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元素，肯定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促进下，延安精神逐步实现了从零散到系统，从“雏形”到“定型”的转化，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精神家园。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推进各项事业发展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生转折性变化和走向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不但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而且实现了局部执政，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都出现了不断转好、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曾到访过延安的爱泼斯坦谈到，“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在今天出现”［3］4。与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相适应形成的延安精神必然打上鲜明的实践烙印。这突出地表现在延安精神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运动和在极其艰苦环境中进行的陕甘宁边区建设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等的精华，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军民的意识形态［4］1。进一步讲，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典型反映，并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建设、改革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的党的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十分重视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延安精神的政治作用。他指出，从延安到新中国，靠的正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宝贵的革命精神［5］367。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5］369。江泽民在延安考察时，对延安精神的政治意蕴进行了深刻概括。他指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6］400。胡锦涛提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7］。要把延安精神转化为政治力量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水平，在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放射出新的光芒。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进一步强调，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8］，“是共产党人的永久教材”［9］，弘扬延安精神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延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的延续和发展，有着深厚的革命底色和政治底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滋养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开拓进取中永葆正确方向。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革命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二者不断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延安精神，实现了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数个文化高峰。这些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等。这些宝贵的文化传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构成了延安精神独有的文化意蕴。可以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种子在延安这片革命热土上培育和盛开的绚丽之花。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人们都可以发现一种精神由之发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核心观念”［10］26。延安精神虽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但是又不是对其简单地照搬和重复，而是结合革命需要，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地创新和再造。“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文化领域的重要目标，也是奔赴延安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基本共识和努力方向［11］5-7。可以说，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立足革命实践所实现的伟大文化创造。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影响，也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2］586。延安精神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弘扬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对推进“四个伟大”的促进作用中。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人类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风险挑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挑起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等强权政治，给世界长期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同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存的矛盾、风险叠加，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内外因素重合，决定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3］222。习近平反复告诫全党，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如果不及时有效地防范、应对和化解，就会转化为系统性的风险和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14］39。综合来看，当前“伟大斗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斗争。这主要包括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新旧动能转换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问题不断突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明显上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亟待理顺；社会资源、权利、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备受关注［15］。二是“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扩大开放面临的斗争。随着美国施行单边主义的政策，“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泛起，经济全球化出现“回头浪”。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把内部治理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归咎中国快速发展，动辄采取“美国优先”等霸凌主义做法，大搞贸易保护，严重破坏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消费链，导致全球经济落入“衰退陷阱”的风险不断扩散，给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带来严峻挑战。三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科技竞争面临的斗争。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中加快发展，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科技竞争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领域，高新科技渐变为美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方向。四是霸权主义盛行中维护文化安全面临的斗争。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不断发展，正以不断膨胀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向中国进行包括文化霸权主义在内的极限施压。为了抹黑压制中国，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前主任基伦·斯金纳甚至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16］。“文明的冲突”正成为美国对自身霸权、好战的掩饰，从而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施加压力。可见，霸权主义盛行对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带来重大挑战。

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17］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不仅生动记录了中华儿女不怕斗争，顽强奋斗的光辉历程，而且深刻展示了中华民族优良的精神风貌和精神品质，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宝贵精神资源。进行伟大斗争，需要弘扬革命精神，始终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立足点，在克服挑战中创造机遇，在战胜困难中不断前进［18］。新时代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充分运用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精神财富，推进伟大斗争取得新胜利。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当前，党正领导人民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