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州历史回顾

红军长征在贵州历史回顾

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回顾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段历史。

在开始讲课之前，我先跟大家明确两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概念：关于红军长征，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第二个概念：关于长征途中先后转战贵州的红军，有2支部队，即红六军团（在1934年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后称为红二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今天我们着重回顾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段历史。

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中央红军在贵州活动长达4个多月，途经黎平、遵义、安顺、毕节、盘县等40多个县（市）。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11个省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尤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中央红军先后取得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斗、战役的胜利，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今天我的讲课内容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红军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二是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历程。三是红军长征留下的宝贵财富——长征精神。

一、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我把红军长征的原因，也即长征的背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讲一讲顾顺章叛变的故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敌我兵力对比约为10万：4万；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5月），敌我兵力对比约为20万：3万；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9月），敌我兵力对比约为30万：3万。前三次反“围剿”，虽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连续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2月），敌我兵力对比约为40万：7万。由于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但是好在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到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 “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这次对红军的“围剿”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还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候，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坚持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二）为了重新开启革命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５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 8月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随后，中共中央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三）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后来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二、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历程

1934年至193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转战贵州，书写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伟大篇章。

（一）红六军团在贵州(1934年9月至10月)

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同时也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8月7日，红六军团9000多人从湘赣根据地江西遂川开始西征，并先后在贵州境内经历了潭溪战斗、大广坳战斗、甘溪、困牛山战斗后，在印江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

（1）潭溪战斗:1934年9月20日，红六军团从湖南靖县新厂、平茶一带分两路向黎平进军，在潭溪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击伤敌副营长卢彬，歼敌7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934年9月下旬，红六军团在清水江流域击溃黔军周芳仁旅，并在当地苗族、侗族群众的帮助下，用木船、木排、门板搭成浮桥，从剑河南加里格渡口、锦屏河口渡口，顺利渡过清水江。

（2）大广坳战斗:1934年9月26日，红六军团在剑河大广地区遭桂敌覃联芳师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军团主力冲出重围，得以安全转移，虽给桂军以重大打击，但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五十四团损失最重，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壮烈牺牲，全团阵亡150余人。

（3）甘溪、困牛山战斗:1934年10月7日，由于敌情不明，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陷入湘、桂、黔敌24个团的包围之中。红军与桂军廖磊第十九师发生遭遇战，经过浴血奋战，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四十九团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400余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军团主力在任弼时、王震的率领下向石阡、镇远边境转移。五十团、五十二团先后与主力失去联系，五十二团在后来的转移途中又陷入敌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1934年10月16日，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带领下，在石阡困牛山与敌激战三昼夜，多次打退敌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后路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临危不惧，集体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在长沙英勇就义。

（4）木黄会师:1934年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红六军团西征历时80天，行程5000多公里，其中在贵州36天，行程1600多公里，会师时仅剩3300多人。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都直属中革军委领导，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黔东，向湘西转移。11月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为此后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

(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贵州(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万多人，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开始长征。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 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而此时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经过一个多月转战，红军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到达广西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湘系、桂系、粤系的四十余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作出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为掩护大部队过江，红三军团6师18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永远地隔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34师（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就是以34师的壮烈事迹为题材而创作的）也被困在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腹部受伤，在昏迷中被俘。他醒来时，敌人正押着他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从伤口中掏出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鲜血染红了湘江水，红军携带的许多物资也沉入江中。此后，当地民间流传着“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日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红军也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其中，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减员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战役中减员3.4万余人）。

转兵贵州(1934年12月1日-1月1日)

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前进，这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从而使战略方向第一次调整，暂时“转兵”黔东。但是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正确意见。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首先进入黎平县三省坡)，1934年12月14日,在潭溪击溃黔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同日,攻占黎平县城。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从而使战略方向第二次调整，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